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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共下降了0.2个百分点。

1.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功能截然不同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对于财政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历来用收入-支出恒等式加以刻画。央行真正担心的问题是其储备货币的发行受制于政府赤字，使得货币政策沦为财政政策的伺女。

提要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关涉宏观、结构和体制三个层面。美国政府的这一彰显财政健康的举措，不料想却给金融市场带来了严重的流动性冲击。这是因为，国债本质上便兼具金融与财政双重性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不因货币制度改变而发生任何变化。关键在于要认识清楚货币发行的经济基础。

与此相应，储备货币的发行机制，便主要有中央银行贷款模式、主权信用模式和外汇资产模式等三种。应当说，自有货币以来，严格说，自打人类社会开始掌控货币发行机制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人们。我们今天总结经验和教训时，必须研究怎样更好地监管和防范风险。

过去金融比较稳定，现在感觉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不断上升，回顾过去五六年发生的一些事情：2015年股市回调、外汇市场动荡，2016年高负债率、杠杆率受到全世界关注，2017年国内理财产品、影子银行引发担忧，2018年地方债问题被重点关注，2019年出现一批中小银行资产负债表风险，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P2P平台清零，我个人对今年下半年区域性金融风险存在担忧。我国已经具备很完整的监管框架，但在一些领域还没有落到实地。此外，金融领域下的数字供应链金融、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也能更好的直接嵌入到供应链和产业链中，风控可以更加有效，融资规模可以大幅提升，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方向。在资金配置上也是一样，国企和民企之间怎样真正实现公平竞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民营企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变得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很好地服务民营企业或者中小微企业，将来的增长可能很难持续。

除了看直接融资，银行本身也可以做很多业务模式转型。但开放是至关重要、也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我国虽然还在保持比较稳健的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已经明显下降。总体来看，风险似乎在不断浮现。这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从过去要素投入型的增长变成现在创新驱动型的增长。从边际资本产出率来看， 2007年这个指数是3.5，也就是说每生产一个单位的GDP需要3.5个单位的资本投入，2019年这个指数已经上升至7，也就是说资本投入要求已经翻番，反过来也可以说金融效率其实是在不断地下降。

在十三五期间，陕西的金融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陕西过去五年金融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12.2%，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原来的6%多一点到现在超过8%，说明陕西金融业也在持续的发展。同时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不断地降低融资成本，降低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我认为从长期来说是有些问题的。最好的例子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银行平均不良率超过了30%，一些国外专家把我们当时的银行称为技术性破产，实际上从资产负债表来看已经是资不抵债了。西安要打造丝绸之路区域性金融中心，有很多工作可做，比如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十四五期间政策推进的方向之一，西安可以利用这一机遇。

简而言之，政府兜底和持续高增长是我们过去支持金融稳定的有效手段。成本提高了必须要靠创新的支持，未来我国对创新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第一个特征是规模比较大，无论是从银行还是从资本市场市值来看，中国在全世界的排名比较靠前，其中的一些商业银行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现在的情况是，这一套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进入 黄益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改革 金融开放 金融创新 。如果规则本身不是特别健全，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普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过去是要素投入型的增长，其实是粗放式的增长，只要学习别人的产品和技术，就可以开展业务实际上，五年来，我们从未做过煤电项目，或者与煤有关的项目。当然，中国拥有实际否决权，这是根据GDP的公式计算出来的，不是中国刻意和强行要求的。最后设在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跟白宫一街之隔：白宫在十六街，世界银行在十八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十九街。

当时的设想，是要成立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一些国家宏观经济上出现问题，这个国际机构可以来帮这些国家。会上，我表示，如果中国能够明确宣布一带一路不搞煤电，只支持清洁能源，必将大大提高一带一路的声誉。

2008-2009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独立评议局准备了一份报告，评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的表现。但是，亚洲里边有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现在还没有进来，亚洲的75%并不都是发展中国家。

第一个问题，亚投行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发展和世界银行、亚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和开发银行的合作，绝不会去挖世界银行等的墙角。因为这是亚开行，所以日本人当行长，但是总部不能设在东京。

当下我们所处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战后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我们现在谈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我们当时为了鼓励大家加入，还增加了创始成员票，这两个加起来15%，所以大国的投票权低于股份，而小国的投票权高于股份，这样有利于增强小国的话语权。一旦失信于人，要挽回声誉是非常困难的。

最后，还是美国怀特的意见占了上风，国际经济体系需要自由贸易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在中印边境闹冲突的时候，亚投行仍然给印度提供贷款，国内有些人都想不通，怎么我们这边在打架，你们那边还给印度提供贷款？这个问题，跟我们的企业和银行一说，他们都很理解，我们的企业想进去还进不去呢，怎么不可以？再说资金又不是给他们白送的，要还本付息的。

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一定程度上的经济重心转移再次出现。因为我们已经是大国了，我们在跟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要有大国的风范和气度，要有大国的样子，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但是可能感觉风险很大。综上所述，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确有必要。

现在的这个国际经济体系，还是以美国、英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为首制定的，是遵循他们所倡导的规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然不能同时让美国直接掌控，这个机构就让给了欧洲来掌管。最后，我讲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又回到刚才开始讲的，经济重心，国际的影响力逐步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或者平分秋色。我们只能做一点小小的工作，美国的影响，也绝不是因为它是世界银行的控制者才产生的，拥有世界银行，最多只是一种催化剂。

读《资治通鉴》二到三百页，人该犯的错误，很早就已经犯完了，以后不过是重复犯哪些错误而已。下面的问题是怎么改？先看发达国家，他们不一定没有动力去改革，问题是改革的最后得益者是谁？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

这次我在博鳌参加一个圆桌会，那个会上也有外国人，商务部钱克明副部长在发言中提到一带一路的项目，他说有个问题挺纠结的，就是输出煤炭技术。当然，欧洲国家是不会来借的，但是，我们就是想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多边机构，坚持最佳实践，非政治化。

对此，其他成员，特别是印度和欧洲国家，不是没有担忧的。首先，亚投行坚持多边主义，但是，其股权结构不同于其他多边机构。